波尔布特:你有点太极端了（上）

1998年4月15日，在柬埔寨边界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位瘫痪在床多年的老人正在听着美国之音的广播。

此时，广播中传来了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

红色高棉同意将其前领导人及其亲信移交给国际法庭。

听到这里，老人不由得变得慌张起来，随即叫来了侍卫。

然而侍卫不等他开口，侍卫便又告诉他了一个坏消息。

红高新领导层已经决定将他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他明白，如果到了那里，等待他的便是被移交给国际法庭。

然而，他也知道，事到如今他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此刻的他回顾起了自己的这一辈子，那些梦幻般的日子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里。老人不由得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

我真的做错了吗？

可是这位老人没有等来最终的审判，就在等待着转移住所的过程中，这位老人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这位老人名叫沙洛特绍，而他还有另一个令世人感到恐慌的名字——波尔布特。

此时，距离红色高棉占领金边的二十三周年纪念日还有两天。

(一)童年

对于波尔布特的出生时间人们向来是存有争议的。

据波尔布特在1997年接受采访时自己所述，他于1925年1月出生；而但波尔布特的传记作者菲利普·肖特在其传记中认为他生于1925年3月；但大卫·钱德勒在查阅了法国殖民政府的资料后，认定波尔布特出生于1928年5月28日。

但毋庸置疑的是，波尔布特的家境在当时虽然称不上是“出生在罗马”，但也是十分优越的。

波尔布特，不——此时的他还应该叫做沙洛特绍。

他们一家拥有着华人与高棉人混血的血统，但他们一家完全不懂中文，并且完全以高棉人的方式生活。

他的父亲Saloth Phem是一位富农，拥有村里最大的房子之一。母亲SokNem则是一名受到尊敬的佛教徒。

沙洛特绍的父亲，有着两个女儿和七个儿子，这些子女中有三名早年夭折。而沙洛特绍在他的兄弟姐妹们中排行老八。

当时柬埔寨是个君主制国家，但在法国殖民统治之下，国王几乎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

波尔布特的堂姐Meak是金边的一名芭蕾舞教师，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她成为了西索瓦·莫尼旺国王的一位妃子。

在沙洛特绍六岁时，他便与哥哥沙洛特蔡一起，被父母送往金边，交由堂姐Meak抚养，这成为了波尔布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后人在看这段历史时，都不由得感慨，如果那时沙洛特绍没被送到皇宫，或许他会在老家磅同省波列斯布村当一辈子衣食无忧的地主家的“傻儿子”，世界上就不会有“波尔布特”，就不会有那场惨绝人寰的“屠S”。

但历史没有如果，波尔布特这类人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时代必然趋势，是历史周期率的必然结果。没有波尔布特，也会有波尔布特一号、波尔布特二号……或许不会有红色高棉，但保不齐会出现一个什么国家，作出红色高棉同样的行为。

而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从波尔布特到达金边的那一刻起，命运的齿轮便已悄然转动。

随后，年幼的沙洛特绍被送入Vat Botum Vaddei当了18个月的僧人，在寺院里学习佛教教义和高棉文的阅读写作。

等到1935年夏天，沙洛特绍搬到哥哥Saloth Suong家中，与兄嫂、侄辈一起居住。他被送进罗马天主教的小学学习，由Meak支付学费。

他于1941年从那所小学毕业。

就在同年莫尼旺国王逝世，由诺罗敦·西哈努克继位。

沙洛特绍进入磅湛省刚刚成立的西哈努克专科学校（Collége PreamSihanouk），成为一名寄宿生。

后来的同志符宁和乔森潘与他是这里的同学，与他关系最好的同学还包括日后被他杀死的政敌朗农，即高棉共和国总统朗诺的弟弟。

在1947年毕业后，沙洛特绍又考入西索瓦公立中学，但未能获得学位，便在金边一家职业学校学习木工。

也是在这里，他遇上了后来的同志英萨利。

(二)“波”的大学

1949年，沙洛特绍因学习成绩优秀而获得奖学金，又加上表姐的帮忙打点，他成功地获得了法国留学的机会。

而能够在国外接受进一步的教育这件事，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沙洛特绍成为柬埔寨少数的社会精英之一。

于是，他便与其他21名留学生坐上了前往法国的轮船。

沙洛特绍在1950年1月进入沃日拉尔无线电学校学习，在该学校三年期间，虽然他的成绩称不上优秀，但在与他一道的柬埔寨留学生中还是十分出色的。。

故事说到这里，仿佛是一个十分努力的富家子弟的普通故事。或许他会在回国后，去担任某些科研工作之类的职务，去为柬埔寨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事情的变化太突然，出身上层社会的沙洛特绍，居然有一天突然宣布——爷投共了！

按说出身上层社会的青年投共在那个年代也并非稀奇事，像切格瓦拉、卡斯特罗等人也都是富家子弟。

如果沙洛特绍也能像他们一样为了底层人民的生活贡献自己力量，他未必不能够青史留名。但沙洛特绍却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彩”。

绍（沙洛特绍简称）的“投共”虽说是意料之外，但也是情理之中。作为革命老区的巴黎，思想自由，革命氛围浓厚，更是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罗伯斯比尔和马拉（世界名画《马拉之死》的那个马拉）就来自这里。这给了沙洛特绍一个机会，他在这里接触到了各种理论，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但据他自己说，马克思的著作对于他而言内容艰涩难懂，他无法真正理解。但不管他学的如何，沙洛特绍正是从那时起接受了共产主义。

在之后的日子里，他还阅读了其他人的书籍。绍还说过，相对于马列的思想观念，他更认同斯大林的思想。

此外他也阅读了毛主席的著作，书中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述让他产生共鸣。绍涉猎甚广，还接触了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这让他对知识分子和农民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也认为平均主义是社会的基础。

他白天看书学习，夜晚便与同学英萨利等人组织沙龙进行交流，并且已经初步具备政党的形势，成员主要就是他的同学们，他们的私人关系非常紧密，之后的他们也大多在红色高棉政权身居要职。

一年多的学习让绍的思想产生很大变化，1951年绍与英萨利加入了法国的左翼政党，正式成为一名党员。绍的生活重心也由学校转向了革命，他的学习成绩受到影响，不仅失去了奖学金，也没有获得毕业证，留学之行是时候画上句号了。

(三)柬埔寨不“在人间”

就在同时，柬埔寨内部发生冲突，西哈努克国王解散政府，宣布自己为首相。对此沙洛特绍用笔名写下“君主制还是民主制？”一文发表于杂志，反对西哈努克的统治。

沙洛特绍所隶属的马克思主义圈子决定派人回柬埔寨评估情况，以确定是否应该支持反叛者，沙洛特绍顺势担任这个角色，并于12月登上了回国的船。

1953年1月13日，绍抵达了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此时西哈努克解散了民主党控制的国民议会，并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拘禁民主党议员。当时正在进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柬埔寨正在内战中，导致不少平民伤亡。绍先是在诺罗敦·占达朗赛位于Trapeng Kroloeung的大本营住了数月，后来前往金边。在与“马克思主义圈子”成员Ping Say讨论后，绍认为最有希望的抵抗组织是“高棉越盟”，这个一个北越越盟下属的游击队组织，里面有越族和高棉族成员。他的建议得到“马克思主义圈子”成员的认可。

后来他与Rath Samoeun一起加入了这个组织，但发现高棉越盟中越南人占了主导地位，而高棉人主要从事琐事，绍的任务是种植木薯并在食堂工作。他成为高棉越盟东部大区书记杜斯木的秘书和助手。

1953年11月，西哈努克宣布柬埔寨王国独立。在结束战争的日内瓦会议上，北越胡志明政权与柬埔寨王国政权达成协议，将高棉越盟自柬埔寨境内撤离。绍不在撤离人员之内，于是他决定留在柬埔寨，经过越南南部前往波萝勉，最后到达金边。他和其他马列主义者虽然转为秘密活动，但也试图通过选举的手段达到目标。

1954年，马列主义者组建了政党人民派，这个政党事实上是马列主义地下组织成立的掩护机构。绍是该党副总书记Keng Vannsak的助手，可能参加了政党的组建工作（这部分内容史料不详）。

绍在金边租了一座房子，在私立学校教授历史，1956年7月与乔帕娜莉按照佛教仪式结婚。他继续负责马列主义者的地下通讯，人民派与民主党的许多通讯都是经过他之手。

波尔布特与其子女合影

西哈努克开始镇压马列主义运动时，该运动成员损失了一半。绍和其他成员越来越多地认为柬埔寨的革命者过于从属于越南同志，导致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造成了许多同志的牺牲。为解决这个问题，沙洛特绍、杜斯木、农谢、英萨利于1959年秘密组建了基于马列主义民主集中制模式的高棉劳动党。

这个政党的存在对非成员保密；杜斯木任总书记，农谢任副总书记；沙洛特绍和英萨利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在dang内的地位分别位居第三和第四。

虽然西哈努克是中国马列主义者的盟友，但他认为柬埔寨的马列主义者威胁到了自身统治。1962年1月，西哈努克的安全部门进一步打击社会主义者，监禁了人民派的领导人，该党陷入瘫痪。7月，杜斯木被捕（疑似为叛徒泄密），遭受酷刑杀害。农谢决定在政治活动中退让一步，使得沙洛特绍成为党的领导人。

在1963年召开的“二大”上，高棉劳动党更名为柬埔寨工人党，沙洛特绍当选总书记。1963年2月，反政府学生抗议活动演变成骚乱。此前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于1960年逝世，西哈努克提出了宪法修正案，允许自己成为终身制的国家元首。

西哈努克解散了人民社会同盟政府，制定了34名由柬埔寨左翼人士组成的名单，要求他们与自己会面并组建新政府。作为名单上的成员之一，沙洛特绍拒绝与西哈努克见面，与英萨利一起离开了金边，来到特本克蒙丛林中的越共营地。

政府严厉打击金边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来越多的成员加入沙洛特绍的营地。沙洛特绍在南越边境组建了自己的营地，被称为“办公室100”。他的行动虽被允许与越共正式分开，但越共仍对他的阵营拥有重大指挥权。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人们一致认为应该再次强调应从越南马列主义者独立，并对西哈努克展开武装斗争。翌年的会议中，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进行的是“修正主义”。

1965年4月，沙洛特绍沿着胡志明小道步行前往河内，与胡志明和黎笋等北越领导人见面。然而北越专注于越南战争，不希望绍的部队破坏西哈努克政权的稳定，而后者的反美立场事实上成为了北越的盟友。绍在河内阅读了越南劳动党的档案，得出越南马列主义者致力于追求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因此他们的利益与柬埔寨的利益不能相容。

人民日报刊登波尔布特访华消息，具体时间不详

波尔布特同邓公会面

随后他从河内飞往北京，会见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主持了会见，但多数会议都是同彭真会面。沙洛特绍得到了中共许多人的同情，尤其是陈伯达和张春桥。在中苏交恶中，绍向他们分享了对赫鲁晓夫的负面看法。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后，他飞回河内，沿着胡志明小道走了四个月，抵达柬埔寨马列主义者位于南越禄宁县的新基地。而他与中国的联络远不止于此，在之后1975年6月21日，沙洛特绍和英萨利甚至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谈话记录（1975年6月21日）.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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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他与其他几位党领导人秘密决定，将党组织更名为柬埔寨共产党。会议同时决定将总部迁往腊塔纳基里省，以远离越共的控制，并重新展开武装斗争。

而北越对此有意见，因此拒绝提供协助，拒绝了为他们提供武器的请求。1967年4月，因为政府腐败、土地剥削等原因，马德望省发生反对政府的三洛起义，自此拉开武装斗争序幕，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共产主义基地。至12月，战争从西北大区蔓延至其他地区。然而柬埔寨各地沟通很慢，每个大区在大部分时间内必须独立运作。为应对不断增长的革命势力，王家军队对西部各地进行大规模轰炸，导致许多人流离失所。这使得许多百姓对政府不满，纷纷加入叛军，达到十万人之众。

1968年夏天，沙洛特绍迁移到K-5基地，在这里他确立了对党的支配地位，拥有自己独立的营地、工作人员和警卫，没有人可以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与他会面。他还接替了英萨利，担任东北大区书记。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1969年，沙洛特绍召开会议，转变党的宣传策略，停止发表反对西哈努克的言论，将宣传策略改为反对右翼政党的亲美态度。1970年朗诺政变发生后，西哈努克被推翻并流亡北京。新成立的高棉共和国政府持亲美态度，北越的人员都被驱逐。北越派总理范文同来到北京，会见西哈努克，希望他与红色高棉（外界对于柬共的称呼，在中文互联网更普遍一点，所以下文皆称红色高棉）合作。当时绍也在北京，北越人员也联系了绍，决定向红色高棉提供对抗高棉共和国政府的任何物资。然而越南和中国领导人皆未将沙洛特绍身处北京的事实告知西哈努克。西哈努克随后通过电台，呼吁柬埔寨人民起来反对政府并支持红色高棉。

1970年5月，绍回到柬埔寨，抵抗运动获得了生机。10月，绍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一项决议，阐述“独立主义原则”（aekdreachmachaskar），呼吁柬埔寨自行决定未来，不受任何外国势力影响。该决议还包括越盟在1950年代背叛柬埔寨社会主义运动的陈述。

在1971年，对柬埔寨政府的主要战斗由北越和越共参加，红色高棉仅作为北越和越共的协助者。绍利用这种情况大量招募新成员，用比以前更加高的标准进行训练，同时加强了政治理念的灌输。学生和“中农”的入党申请被拒绝，只有明确的农民背景才能入党。

红色高棉的服装 1972年初，一支由35,000人组成的常规部队和约100,000名非正规军的雏形产生，瓷器国每年提供500万美元的武器供应。另一方面，沙洛特绍在柬埔寨东部组建橡胶种植园，通过强迫劳动，成为红色高棉的一个独立收入来源。红色高棉在其控制区实行新的纪律及一致性，占族等少数民族被迫改穿柬埔寨服装。同时进行土地改革，宣传农民平等，没收所有私人交通工具。这对贫民普遍有利，但对逃到城镇的难民极为不利。 自1973年起，红色高棉已经控制了全国近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一半的人口。自此北越开始视绍为一个平等的领导人。同年底，他作出了决定战争未来的决策。首先他决定削减外部供应，使城市陷入困境；其次他强制控制了试图通过红色高棉路线逃离城市的人。同时，他下令对前政府官员以及任何受过教育的人进行一系列清洗，在其控制区建立一套新的监狱体系。占族试图起义，以阻止自身文化被摧毁，但很快被粉碎，参与起义的大多数人遭到酷刑。红色高棉同时制定了将城市居民强制疏散到农村的政策。

此前在1971年占领茶胶时，绍和他的同志对“解放区”城市摆脱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旧生活方式的速度感到震惊。为了党的形象，他用了各种方式试图重建它，但没有任何效果。因此他在1973年沮丧地宣布唯一解决方案是将城镇人口送往农村。不久后，由于同样的原因，磅湛的人口被疏散。1974年，红色高棉继续疏散了更大规模的乌栋。9月，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绍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第一，疏散主要城市，将口迁移到农村。第二，停止货币流通，逐步将其淘汰。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红色高棉“去城市化道路”早已开始，而不是有些左人说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些左人的说辞只不过是反对改革开放，把中国援助红色高棉间接助纣为虐的罪名推给邓小平，而实际上在文革期间四人帮不但支持红色高棉，张春桥还亲自前往柬埔寨来指导红色高棉政权的建设。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绍的去城市化政策也是有一定外在因素导致的，面对粮食危机，这确实是一种解决方法。

1975年1月起，红色高棉对高棉共和国政府展开最后攻势。红色高棉确定了“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集团”的7名主要成员，由西哈努克将其公布，声称要在革命胜利后将他们处决。此名单上的人物后来被扩展到23人，包括了政府所有高级领导人以及在警察、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北越也决定在红色高棉占领金边之前一举消灭西贡的越南共和国政权（即南越的吴廷琰政权）。4月，总统苏金奎流亡海外，政府组建了全国最高委员会接管了总统职权，任命沙索沙康将军为主席。沙索沙康是农谢的表兄弟，也是沙洛特绍在法国的同学。他试图与红色高棉谈判。然而作为回应，绍却将委员会所有委员的名字都列入了死亡名单。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最终占领了金边。

然而，经过了美军的多轮轰炸以及朗诺政权的腐败统治，柬埔寨早已生灵涂炭。面对打入金边的红色高棉军队，柬埔寨百姓欢声雀跃，他们本以为等来了救星，却不曾想是另一段恐怖经历的开始。

(四）上台执政

金边被占领标志着红色高棉夺取了国家政权，沙洛特绍自此成为该国事实上的领导人。他采用了“第一兄弟”的称号，并开始使用“波尔布特”的化名，波尔布特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这个化名在高棉语中的没有特别的意义，其具体含义不详，但也有人说其在法语里意为“政治至高无上”，笔者我无从考据。而根据菲利普·肖特为他写的传记，波尔布特参加革命后还曾使用过Pouk、Hay、Pol、87、伯父、哥哥、第一兄弟、99、Phem等化名。 1976年4月，西哈努克亲王辞去国家元首职务，随即被软禁在金边王宫中。不久后，宾努等西哈努克派系的官员也都被迫辞职。在4月11日至13日举行的柬埔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决定将国名改为“民主柬埔寨”，接受西哈努克的辞职请求，由乔森潘继任国家元首，由波尔布特担任政府总理。这是“波尔布特”这个名字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出现，民主柬埔寨官方宣称他是一位“橡胶种植园工人”，是橡胶种植工人工会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波尔布特从未成为个人崇拜的对象。甚至在执政期间，柬埔寨共产党长期对外隐藏自己的存在，该党仅自称是“安卡”（高棉语：អង្គÔរ，Angkar，高棉语“组织”之意）。外界将这一股神秘的共产主义势力称为“红色高棉”，“红色高棉”也成为世界上对柬共及其后继组织的称呼。1977年4月15日，波尔布特才在一次演讲中透露出柬共的存在。此前外界都不知道波尔布特是谁，至此才被确认波尔布特就是沙洛特绍。在此之前，外界甚少关注沙洛特绍，认为他是红色高棉中不重要的人物；此前西哈努克1973年访问“解放区”时，甚至没有意识到沙洛特绍是红色高棉的高层领导。

红色高棉政权认为农业是国家建设和国防的关键。波尔布特的目标是在五至十年之内完成全国70%至80%的农业机械化，在十五年至二十年之内建立农业械化的现代工业基地，并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他想利用经济，使其成为国家的主要货物来源，切断对外关系，从根本上重建社会，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生产。 为避免外国对行业的统治，波尔布特拒绝从其他国家购买商品。民主柬埔寨施行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在集体农场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工厂、商店也全部收归国有。私人财产被禁止，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占领金边后，红色高棉立即开始把城市居民疏散农村。不愿离开城市的人被告知城市受到美国轰炸的严重威胁，将会持续不超过数天。然而这些城市人口被疏散到农村后，就被编入农业合作社从事生产。西方媒体将这一系列事件描述为“死亡行军”，当时有美国媒体预测，有数十万人将会在疏散和接踵而至的饥荒中丧生。对此波尔布特表示撤离城市的目的为了消灭特定的阶级。他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

S21展馆里展示的因红色高棉的统治而死的人的头骨

1976年，民主柬埔寨将全国人分为三个群体：拥有完全权利者、拥有完全权利的候选人、没有权利的人。没有权利的人包括了从城市来到公社的大多数“新人”。没有权利的人将要被毁灭，他们口粮配给被减少，因此导致了广泛的饥荒。红色高棉领导人在电台中鼓吹只需要一两百万人来建立新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正如他们的一句谚语所说：“留着你也没有用处，消灭你也没有损失。”

红色高棉还根据宗教信仰和种族背景对人们进行归类。施行国家无神论政策，废除所有宗教，对伊斯兰教、基督教及佛教信徒进行广泛镇压，民柬政权曾屠杀了近25,000名佛教僧侣，宗教界知名遇难者中包括僧王胡达、天主教金边宗座代牧区主教约瑟夫·奇马·萨拉等人。该政权特别针对穆斯林、基督徒、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一般受过教育的人、与西方国家或越南有联系的人、残疾人、华人、老挝人、越南人进行迫害。酷刑处决在全国非常普遍，数千名被指控与前政府有关联的政客或官僚被处决。这一系列血腥事件被称为红色高棉大屠杀，据估计造成了150万至30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

外交上，波尔布特采取亲中国政策，站在反苏阵营。这在外交上具有实用性，因为柬埔寨的竞争对手越南与苏联保持一致。

1976年12月，为回应越南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批准的“解决越南与老挝、柬埔寨特殊关系的决议”，波尔布特向红色高棉领导人们指示称越南是现在的敌人。从此，柬埔寨与越南的冲突愈发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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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自从写了第一篇李光耀之后好久没有更新了，本来想再写一篇李光耀的，但是我对于李光耀的，但是我对于李光耀是相当尊敬的，我对于李光耀的政治理念也是相当的推崇的，因此我不想盲目地、随便地写出来，浪费一个题材。正好关于波尔布特的文章也立项好久了，就先把他的事写了写。本来想一篇写完，但是考虑到篇幅太长不方便阅读，于是决定还是分成两篇来写比较好。这篇文章的发出一波三折，由于涉及的敏感信息太多，经过多次删改也没能通过审核，于是我便建了一个网页来方便发表不宜过审的内容。